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题：权力游戏中的“生命之争”
新华社记者阚静文
今年9月，美国媒体首次公开了2022年的一起死亡案件：佐治亚州28岁的安伯·妮科尔·瑟曼服用了堕胎药，却因并发症未能将所有胎儿组织从体内排出，不得不去医院寻求常规手术。但就在那个夏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近半个世纪前标志性的“罗诉韦德案”，终止了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瑟曼所在的佐治亚州随即将实施刮宫手术定为重罪，任何违反该州新法律的医生都可能面临最高十年的监禁。这位年轻而无助的女性最终因严重感染，死在了治疗设备完善的医院里。
当国际社会惊讶于这样的悲剧竟然发生在21世纪的美国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客们却忙于围绕堕胎权展开的政治斗争。美国《纽约时报》说，当这类故事被曝光时，“政治光谱的任何一方都想要利用它推进自身政治议程”。
长期以来，堕胎在美国被认为是“争议最大、最情绪化”的话题。随着2022年6月“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堕胎权议题再次成为全美焦点，也是今年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之一。然而，堕胎权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被操纵的政治符号，映射出的是唯利是图的政党、利益集团的渗入、反复横跳的政客……这场“生命之争”被政治化、党派化，将美国社会深深撕裂。
权力游戏
在美国，堕胎权之争从北美殖民地时期持续至今。长期以来，主张限制堕胎、保护胎儿生命的“生命派”和支持放松堕胎限制、尊重孕妇选择的“选择派”交锋激烈。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政客对堕胎权的态度并不严格按党派划分。让这一议题走向政治斗争的，是政客们发现操纵该议题有利可图。
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人尼克松以反堕胎立场吸引了社会保守派选票，最终赢得大选。此后，反对堕胎的宗教保守势力成为共和党迎合的主要对象，而这些势力也想借助政党竞争宣传自己的宗教与道德价值观，这让堕胎权议题开始滑向党派化。
随着政党介入，民主、共和两党政客开始选边站队，逐渐形成针锋相对的立场——民主党支持堕胎权，共和党则反对堕胎权，两党通过“堕胎政治”拉拢不同力量、扩大各自阵营。与此同时，对堕胎权的态度成为检验政党成员的“试金石”——支持堕胎权的共和党人及反对堕胎权的民主党人越来越难以在国会中获得席位，党内“异己”被排挤，两党立场不断极化。美国社会宗教研究所今年5月的一份研究显示，民主党支持堕胎的成员比例比共和党高出50个百分点。美国《国会山》日报对此评论说，两党在堕胎权上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如今，堕胎权议题已深深刻入美国政治版图，两党通过推动国会立法、签署或废止行政令等手段“斗法”，并将这一议题当作影响民意、扩大票仓的抓手。仅在2021年，美国各州就出台了近600项堕胎限制措施，其中90项已成为法律。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任命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以推动联邦最高法院保守化，最终促成了2022年推翻“罗诉韦德案”事件。
共和党靠反堕胎立场保住了以保守势力为基本盘的选民支持，而表示支持堕胎权的民主党也充分利用这一议题“攻城掠地”。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说，在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民主党抓住“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机会，将堕胎权与日常家庭和医疗保健联系起来，利用选民对保守主义崛起的担忧，一方面转移了民众对经济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巩固女性及年轻选民的选票，阻止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形成“红色浪潮”。
美国民众对堕胎权的看法也被两党政客“塑造”，立场越发对立。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今年6月的一份民调显示，5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合法，31%的受访者认为堕胎只应在特殊情况下合法，另有10%的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允许堕胎。德国Statista数据平台评论说，在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民众在堕胎权议题上的价值观冲突变得愈发极化、不可调和。
利益捆绑
美国西北大学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克洛·瑟斯顿认为，随着堕胎权议题在美国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党与在堕胎权议题上有明确倾向的利益集团结盟变得更加常见，而这种结盟进一步加剧了两党及选民的撕裂与对抗。
据美国跟踪政治资金用途的“公开秘密”组织统计，1989年以来，支持堕胎权的团体已向民主党人捐款3200万美元，而反堕胎权团体已向共和党人捐款1400万美元。尤其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2022年，各种组织和利益集团围绕堕胎权议题游说联邦政府的支出大幅增加，反堕胎权团体支出150万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支持堕胎权团体的游说支出也较前几年有所增长，达22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