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史为本的古文论研究
——张少康先生学术成就的一大特色
作者：葛晓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少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长期担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推动了龙学研究在全国的蓬勃发展；同时，他还是北京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古代文论学科方向的建基人，在长达六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的研究从先秦贯通清末，在汉魏到唐末这一段尤有建树。从《文赋集释》《文心雕龙新探》（后拓展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文心与书画乐论》《诗品》《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等文论专著研究，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中国古典美学论稿》《文心与书画乐论》等宏观的纵向文艺史论研究，最新出版的《张少康文集》（下文简称“文集”），包含了中国文论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和理论问题，而在古代文艺创作论方面钻研最深，创获最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张先生是我的老师，1978年我进北大中文系回炉班时，是张先生为我们开设文艺理论专题课，补上了六十年代本科时期的缺门。后来在读研究生并留校以后，因张先生和陈贻焮先生来往较多，我也在旁听他们的学术讨论中学到了不少知识。我的专业领域是汉魏到隋唐五代诗，研究对象和时段与张先生的主攻方向一致，所以近几十年来用心学习过张先生赐我的全部著作，所受教益极多。作为一个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我主要侧重于创作史，常常苦于理论修养不足，所以我学习古代文论主要是从本专业的研究需要出发的，我也没有能力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全面评价张先生的成就，只是在拜读张先生著作的时候，往往会参考对照其他同类著作，慢慢地对张先生的研究成就和特色也有了一些体会。现在主要谈谈以下三点较深的印象：
一、张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以古代文学史为坚实基础，从不停留于一般的理论阐释，而是立足于大量作品分析，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展紧密贴合，深入考察古文论概念的理论内涵，所以他的研究成果能更及时更切合地解决文学史研究中的问题，能一直走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的前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已经分别形成两门学科，当时出现了好几种文学批评史。我遇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时，总是会去翻查最有代表性的几家著作，比较他们的说法，最后往往会选择张先生的解释。比如，“意境”是八十年代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话题，很多论者对这个概念的形成有相当全面而深透的研究，但是我在做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这个专题时，总觉得很多解释都胶着于情和景的关系，不能非常贴切地说明王孟诗的意境特征，而意境这个概念本来应该是在王孟诗里体现得最典型的。后来我看到张先生1983年在《论意境的美学特征》一文中的解释，觉得特别能贴合我的理解，他举出很多诗例，指出意境绝不能和情景交融混同，并将古代文艺批评家的分析概括起来，认为意境应该有几方面的特征：境生象外；是实境和幻境结合的产物；而且应该超绝言象。他把这些特征和盛唐公认为意境优美的诗例相印证，最后对意境特征作这样的概括：以有形表现无形、以有限表现无限、以实景表现虚境，使有形描写和无形描写相结合，使有限的具体想象和想象中无限丰富的形象相统一，使再现真实实景与它所暗示、象征的虚境融为一体，从而造成强烈的空间美、动态美、传神美，给人以最大的真实感和自然感。我认为，这是最符合诗歌创作实际的一种解释，所以后来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教学，只要涉及意境的内涵解释，我都会引用张先生的这段话。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史研究界和文论研究界有很多共同的讨论话题，张先生总能提出有突破意义的观点。比如，《民本思想和实录精神》一文，和当时文学史界研究儒家诗教论的热点问题也有呼应，这关系到对白居易诗论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张先生认为，白居易的诗论是直接从民本思想中引发出来的，他是要用诗歌为民请命，并不是一般地讲真实地反映现实，这是民本思想积极方面产生的结果。但儒家的民本思想又有它的局限性，比较典型的就是《毛诗序》过分强调要为教化服务，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表现出简单化、绝对化和忽视艺术特点的倾向，白居易的“六义说”同样存在这种局限性。陈贻焮先生在论中唐两大诗派的长文中曾经指出过白居易诗论的局限性，所以他很赞成张先生的观点，认为洞察更深。可见，张先生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非常敏感，很善于从中捕捉重大问题，并努力追根溯源，把它们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来认识。
